这就是中西各自的‘内源现代性，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近代以来才由西方强加于中国的。
相对地说，最先可去掉的，就是兵。关于揖让而升，下而饮，朱熹《集解》引王肃的话说：射于堂，升及下皆揖让而相饮。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按照朱熹的诠释，己者，人欲之私也。（《朱子语类》卷第九）显然，在朱熹看来，这是该当如此者。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进取乃过，有所不为乃不及。
从另一个方面说，就像《中庸》所言：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即所谓近者说，远者来。所不同者，被视为正面价值的爱国主义，其情感与行为的表现，主要不以排斥其他民族国家的人群为目的，而以凝聚所属民族国家内部人群的价值认同为首务。
至于儒家的天下观，与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更为直接。正是由于这一鲜明而强烈的象征意义，赞同世界主义的努斯鲍姆，在其回应各种文字的总答复中，首先提到了那些纪念树，作为进一步阐发其论点的生动事例。进入专题： 民族主义 世界主义 。仅中文世界较为熟悉的名字，就包括今年（2016）刚过世的帕特南（Hilary Putnam）、曾与努斯鲍姆极为亲密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去年和哈贝马斯一道荣获克鲁格奖（Kluge Prize）的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的代表瓦勒斯丁（Immanuel Wallerstein）以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瓦尔泽（MichaelWalzer）等
同样，爱国主义也会由一种向内凝聚价值与认同的情感和行为，一变而可能产生盲目排外（xenophobic）等一系列问题。如此一来，兼爱、博爱和慈悲之类高尚而普遍的价值，就不免流于空洞、抽象甚至自欺欺人的口号。
这一问题，也正是我在此想要特别加以探讨的。而一种健全的爱国主义，也必定是一种具有世界主义胸怀的爱国主义（cosmopolitan patriotism）。对于儒家的自我观，以往也存在一种流行和常见的误解，认为儒家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立场，不重视自我，认为个体只有在某种集体和组织结构中才有意义和价值。正是由于聚集了学界的一时之选，关于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议题，在书中得到了集中和深入探讨。
如果说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于对其他民族非理性、无来由的敌视和攻击，那么，和平时期刻意提倡爱国主义，尤其在混淆国家和政府的情况下，问题或许就不免于两个相与表里的方面：对内专制与极权，以政府权力压迫个人权利和自由。这种爱国主义体现和追求的，正是世界主义许为普遍和基本人类价值的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和公正。对此，我们可以从儒家对于仁爱、自我和天下这三方面的理解来加以说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和南非曼德拉领导的以反抗种族歧视、争取黑人尊严与自决的民族主义，也完全是正面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注：此文删节版刊于《南方周末》2017年2月16日大参考版，刊出时题目也被改为儒家中道：成就一种有世界胸怀的爱国主义。至于儒家的天下观，与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更为直接。
不过，在中文语境中，民族主义是否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还是一个问题。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西方都不是边界清晰、内容一致的概念。
所不同者，被视为正面价值的爱国主义，其情感与行为的表现，主要不以排斥其他民族国家的人群为目的，而以凝聚所属民族国家内部人群的价值认同为首务。这种爱国主义不会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而必定是将自己民族和国家置于全世界的整体脉络和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之中予以理解。当一个民族国家遭受外来侵略，其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面临解体，尤其是其历史文化的传统遭受摧毁的危险时，该民族国家的人们与外来侵犯的对抗，就不属于外向的敌视与攻击，而是正义的自卫。而民族主义敌视和攻击其他民族国家时，自然带来内部认同的强化，但只要凝聚和强化内部价值认同并非根本目的，只是转嫁内部危机的手段，且毕竟产生了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敌视与攻击，就不是正面的爱国主义，而仍然属于负面的民族主义。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前大道的千株树木都分别用于纪念一个人或一家人，正是因为这些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的生命。孔子还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并曾表示过欲居九夷的想法，其视野与胸怀显然已超出了中国的界限。
因此，爱国主义是一种内向的建构力量，民族主义则是一种外向的攻击力量。世界主义：如何避免流于空洞与抽象 如果说爱国主义在于热爱并忠于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认同其提倡的核心价值，由此自然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产生厚此薄彼的区别对待，那么，世界主义则是要超越对于各自民族国家的特殊认同，超越不同民族国家各自提倡的差异价值。
孔子周游列国，是名副其实的跨国行为。在此，无法也不必对这两个概念的各种繁复界说一一介绍。
如此一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纠结与对立，似乎也就并非不能超越和消解。事实上，无论古今中西，任何思想深刻且富有良知的智者，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问题上，都不会偏于一端。
因为在西方语境中，民族主义作为一个负面指涉，可谓共识。这种情况之下，民族主义就转化为爱国主义了。中道之中不是一个静止的点。因此，对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在澄清观念的同时，更要审时度势，明辨不同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境况下各自面对的问题，不受任何一种权威话语或时髦思潮的迷惑。
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中道 作为一种爱的情感，所谓仁者爱人，儒家的核心观念仁，往往被认为不如墨家的兼爱、耶教的博爱以及佛教的慈悲高远博大。比如，如果印度当初没有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的抵制英货运动（swadeshi），恐怕至今仍是英国殖民地。
从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一直到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强调的都是这种独立不依的人格与自我。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肯定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的合理，以个体的尊严去抵御虚幻与抽象的大同对个性的剥夺。
乍看起来，世界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紧张不可避免。人类历史发展迄今，无论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还是世界主义，都有其极端发展而产生危害人类文明的理论与实践。
就儒家而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中道，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不过，问题不在于对爱国主义的肯定，而在于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尤其在于如何处理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努斯鲍姆上从世界主义的视角对于爱国主义的反省和检讨，正是有见于此。一九九四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在《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上发表了题为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的文章，引来了二十九篇读者回复。
而一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推向极端，在不同民族之间划分优劣，试图侵犯甚至毁灭其他民族和国家。无疑，无论爱国主义还是世界主义，都不是只存在于美国及西方世界的问题。
其实，且不论爱有差等一说并无儒家经典的直接根据。这些行为和言论都说明，孔子的天下观完全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
在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儒家的立场与看法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根的世界主义。由此可见，对于自己学说与理想的实现，孔子并不仅以自己生长的鲁国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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